开国少将黄烽回忆叶飞率新四军老6团东进苏锡常抗战：《如何去绿野仙踪 》

东进作战1939年春，我们又奉命返回路南再次通过敌人严密封锁的溧（阳)武(进)公路，在一支队司令部驻地的溧阳附近，接受了东进作战的任务，因六团挺进茅山地区前，三营就被留下，在皖南军部，在东进时归一支队指挥的梁金华率领的特务营就编为六团三营一起东进。

那时团长叶飞改名叶琛,副团长吴馄改名吴克刚、参谋长乔信明改名汪明、政抬处主任刘松青改名刘飞。

一营营长王竺椿，教导员张朝富，二营营长廖正国，教导员赖成初，三营营长梁金华，教导员吴嘉民。

并进行了一个多月紧张的整训，做好东进作战的准备.陈毅同志在一次报告中指出，大规模动员一切抗日力量，大规模扩大军民合作，向东发展直抵上海，.向北发展渡过长江，打通与八路军的联系，争取抗战胜利，是今后努力的总方向。

听了陈毅同志的报告，我们都受到很大鼓舞，士气旺盛，信心百倍.开过东进誓师大会，部队已整装待发，突然接到上级电报，命令我们立即停止运动。

这命令是项英下的。

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同志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新四军领导人一起制订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作战方针。

可是就在部队即将东进时，项英同志却自作主张另搞一套.接到电报后，陈毅同志和叶飞同志进行了紧急磋商，抵制了项英同志的错误主张，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命令部队按原计划行动。

六团奉命东进，目标是常州以东的江阴、无锡、常熟、苏州和太仓等地区(东路地区)。

该地区的东边是大海，西边是沪宁铁路及太湖，东南面是上海、阳橙湖、淀山湖。

橙、锡、虞地区大部分是丘陵地，苏、常、太一带则多是河汊湖网，有山有水，水陆交通方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人称“鱼米之乡”。

自从日军占领上海、南京之后，东路地区所有的县城、重要市镇和水陆交通沿线，都建立了密密麻麻的敌伪据点。

日军在这一带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伪军配合日军抢夺掳掠;土匪武装也在村镇安巢扎寨，鱼肉百姓。

由国民党顽固派拉扯起来的所谓忠义救国军，在这一带有两支队伍，即驻在江阴的五支队袁亚承部和驻在无锡的十支队周振纲部，各有千余人马，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国民党杂牌军，他们打着抗日的招牌，却和敌伪勾结，到处摊捐派税。

这一带人民受尽日、伪、顽、匪和各种杂牌武装的横征暴敛，生活十分艰难。

江南的“鱼米之乡变成了人人自危的贫困之地.东路地区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就有了我党的组织，有了在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以及与我党有联系的抗日游击队.在这一地区工作的我党主要负责人有特委书记林枫，组织部长张英，宣传部长李建模(兼常熟县委书记)，委员王承业(兼无锡县委书记)等。

抗日游击队主要有武进地区梅光迪、何克希领导的200余人;江阴地区朱松寿、张志强领导的300余人;常熟地区任天石、薛惠民领导的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第一大队(简称民抗)数百人和陈震寰、周文在领导的六梯团200余人，还有青浦地区顾复生领导的游击队等。

但这些队伍力量薄弱，又在敌、伪、顽的联合夹击下，处境十分危险和艰难.早在六团东进前，陈毅司令员曾派二团参谋长王必成率该团一个营，挺进江阴西石桥地区进行侦察，并与当地梅光迪等游击队取得联系。

当梅光迪朱松寿部队改名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时，又派一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到那里加强领导，积极开展那个地区的抗日斗争，为后来六团东进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幸胡发坚同志在六团东进前的1939年3月就牺牲了。

1939年5月1日，叶飞同志率六团从潥阳出发，在武进以南与梅光迪、何克希部200余人会合后，队伍人数达1000余人。

5月5日，部队越过沪宁铁路进入澄、锡、虞地区。

为了不暴露新四军六团东进的军事意图，部队沿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简称“江抗”，并成立了总指挥部，梅光迪任总指挥，叶琛(叶飞)、何克希任副总指挥。

六团东进后对外改称“江抗”二路，为加强统一领导，成立了中共东路工作委员会，叶飞任书记，林枫、何克希任副书记。

由于我们部队严格保密，在东进途中，有的敌人被我们击溃，有的被我们消灭，但他们始终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这么厉害的一支队伍来.“江抗，挺进东路地区后。

在当地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以及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横扫敌、伪、顽、土匪的据点，战斗节节胜利。

我们还奔袭了阳橙湖地区的梅李、何村敌伪据点，消灭梅李伪军，打垮伪军吴文信部，彻底击溃周径、北新闸、沈家市等地的匪伪武装。

5月31日，部队返回梅村，途经无锡和江阴交界处的黄土塘，与下乡“扫荡”的数百名日伪军遭遇，经数小时激战毙伤日伪军近百人。

这是六团东进后首次歼灭日军的胜仗，军威大振。

部队回到无锡严家桥一带时，“忠义救国军”十支队从侧背袭击我军，我部队当即进行自卫反击，又歼灭其两个直属大队，缴获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500余支。

为了团结抗日，避免磨擦，我军迅速撤出战斗，返回梅村.部队在梅村进行了短暂的休整，总结战斗经验。

为了扩大影响，进一步打开东路地区抗战的新局面，6月24日，六团的主力部队还长途奔袭了浒墅关日军据点，全歼日军守备部队.7月底，六团二营在吴馄、何克希的率领下继续东进，深人昆(山)嘉(定)青(浦)地区活动，8月中旬，二营抵达青浦的观音堂，与当地抗日武装顾复生部会合后，直奔上海近郊。

与正在虹桥一带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姚友莲部遭遇发生战斗，我二营部队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

当敌人往上海虹桥机场方向溃逃时，我二营部队乘胜追击了十余里，并趁夜黑袭击了机场。

守卫机场的敌军一时弄不清我军的虚实，躲在碉堡里盲目开枪。

枪声彻夜不停。

上海市民从睡梦中惊醒，以为新四军的神兵也象打浒墅关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打进上海来了，市民欢欣鼓舞。

侵占上海的日军大为恐慌，连夜调兵遣将，市内兵车来往不绝。

而我二营部队在突袭了虹桥机场之后，随即安全地撤走了。

第二天，上海租界出版的《华美夜报》、《大美晚报》等，都在头版头条位置登载了我军挺进上海近郊，夜袭虹桥机场的消息.中外报纸的报道，不仅鼓舞了数百万上海市民和沦陷区的广大人民，而且在国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继袭击虹桥机场之后，我军又在观音堂附近伏击了日军的汽艇，毙敌10余人.日军连遭惨败，出动了大部队下乡“扫荡气‘我军在地方党和当地群众以及地方扰日武装的密切配合下，机动灵活地进行了反“扫荡”斗争。

我部队在敌军驻守的城镇和据点之间穿来擂去，使敌军处处扑空，我军则伺机打击敌人。

就在这期间，我军还在黄渡日伪据点附近，歼灭了企图投敌的许连生部，缴获轻重机枪数十挺、步枪200多支，狠狠打击了投降派的嚣张气焰.另一路由叶飞同志率领的“江抗”主力，于8月上旬东进到青浦活动。

途经嘉定时，在吕炳奎率领的当地扰日武装配合下，全歼了勾结日伪的邓敬烈部主力一、二支队，缴获轻重机枪40余余挺、步枪600多支。

8月中旬，敌伪分兵数路对观音堂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江抗”部队与当地抗日武装并肩战斗，再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随后，“江杭”部队回师苏常地区，在望仙桥歼灭伪军邓毅部，缴获步、机枪百余支(挺)。

接着，又包围了土匪李挂生部，毙伤、俘虏匪徒200余人，缴获轻机枪和步枪100多支(挺)。

这一连串的胜利，打出了军威，人民欢欣鼓舞，敌人闻风丧胆。

在东进过程中，许多地方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相继改编成为“江抗”建制我上海党组织也积极动员工人、青年学生和店员下乡参加新四军.从1939年S月到8月的短短3个月时间里，“江抗”从1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为了统一指挥，整编为二、三、四、五等四路部队(一路相当于一个团).二路:由六团一、二营和新六梯团等地方抗日武装组成。

司令吴馄(兼)，副司令陈震寰.三路:由原“江杭”三路(梅光迪、何克希部)、常熟“民杭”和吕炳奎部组成，司令何克希(兼)，参谋长徐绪奎，政治主任杨浩庐.四路:由强学增部(独立二支队)、胡肇汉部(独立一支队)和杨忠部(独立四支队)组成。

司令乔信明(兼)，副司令强学增、杨忠、胡肇汉，政治主任李一平.五路:由六团三营、周嘉禄部(独立大队)和江阴地方抗日武装组成。

司令朱松寿，副司令梁金华，参谋长夏光兼)，政治主任张志强。

“江抗”部队在人员扩充的同时，武器装备也全部更新配齐了。

那时，步枪都是中正式和三八式的，轻机枪大多是捷克式的，重机枪除了马克沁外，还有日本造的九二式。

每个班配有一挺轻机枪，营部有重机枪排，“江抗”指挥部还有几个重机枪连。

此外，还调出近200挺轻重机枪，支援兄弟部队。

这时六团的武器装备，在江南新四军中可算是第一流的.六团东进后，不断打胜仗，扩大了抗日根据地，这不仅震撼了日军和南京的伪政权，也使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9月初，我“江抗”部队回师刚进入顾山地区，忠义救国军第五、第十支队趁我立足未稳，即向我发起进攻。

我军进行了自卫反击，将其击退。

他们不甘心失败，又从宜兴山区调其主力第一、第二支队赶来增援。

于9月中旬，再次挑起磨擦，在锡东一带和我军激战了一天。

为避免扩大冲突，我军即向西北转移。

但到达江阴马塘镇附近时，又遭到他们的侧击。

六团副团长吴馄同志不幸栖牲随后，新四军二团赶到了江阴地区和“江抗”会合，准备全面反击忠义救国军的猖狂进攻。

面对一触即发的形势，为了团结抗战，避免事态继续扩大，我新四军军部和国民党第三战区进行了谈判，决定双方部队同时撤兵。

我部撤到扬中地区休整，待机向北发展，忠义救国军的主力也撤回宜兴地区.六团东进，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同时，完成了筹集“人、枪、款”的任务，我军在所到之处，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一切，都使东路地区人民群众深深地体会到新四军是一支坚决抗战的部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从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也进一步激发了这一地区的人民群众和上海数百万市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六团东进后的一系列胜利为以后我军“向北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